傅斯年陳列館是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有大門、大小迎壁、迎賓堂、百藝廳、傅氏祠堂、傅斯年銅像、傅斯年陳列樓、仁義牌坊、靜心閣等建筑，雕梁畫棟，金碧輝煌。
    傅斯年陳列館的大門的正上方懸有現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北京大學副校長季羨林先生為前任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先生題寫的館名。季羨林祖籍聊城，曾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授。歷任北大副校長、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對印度古代語言、印度古典文學、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關系等方面有精深研究，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大唐西域記>今譯》等論著及《沙恭達羅》、《五卷書》、《羅摩衍那》等譯著行世。

    走進陳列館的大門，映入我們眼簾的是毛澤東主席于1945年在延安談判期間題給傅斯年的唐代詩人章碣的一首七言絕句《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后面陳列中有詳細的解釋，這里不多詳述。

    前面這座清式建筑，就是傅氏祠堂。面闊三間，硬山頂，脊為磚雕龍鳳、牡丹和纏枝花卉，垂脊嵌雞、魚等五祥瑞禽，足顯祠堂之規格。祠堂原供奉清代開國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傅以漸，傅以漸學識淵博，精于考據，對經學、史學、天文、地理、禮樂、法律無不涉獵，道德文章實為一時之冠。傅以漸系傅斯年七世祖，曾當過雍正、康熙兩任皇帝的老師。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在傅氏祠堂大門的上方懸有康熙皇帝御題的“狀元府第”的木質匾額，紅地金字，渾厚大方。在兩檐柱上掛有一聯，上聯是“傳臚姓名無雙士”，下聯是“開代文章第一家”，也系康熙皇帝題寫，均體現了康熙皇帝對傅以漸的充分肯定和對他老師的高度贊揚。祠堂由于文革原因，祠內文物早已蕩然無存，現為傅斯年生平陳列展序廳。廳內正中雕有一銅質傅斯年半身塑像，后面墻壁上是五塊大型仿真噴景畫，中間為用五塊甲骨文拼成的傅斯年先生的生平，左右分別是傅斯年蹤跡圖、五四運動形式圖、臺灣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大門，比較客觀簡要地展示了傅斯年先生作為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大氣磅礴的學人風采和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
    東西廂房系原傅家祠堂看管人員和儲放祭器的地方，面闊各三間，灰瓦卷棚頂。東廂房兩檐柱上掛有一聯，上聯是“遠性風蹺逸情云上”，下聯是“和光春藹異氣秋高”，由傅斯年曾祖父傅繩勛題寫。傅繩勛，清朝官員。字接武，號秋屏。嘉慶十八年（1813）中進士。先后任工部主事、工部郎中、廣東瓊州知府、陜西潼關兵備道、廣東鹽運使。后任陜西按察使、廣東云南布政使、浙江巡撫。現已開辟成“中國科舉制度展覽”陳列室。展覽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的發展歷史，圖文并茂，同時展出科舉文物近百件，具有較高的觀瞻性。
    西廂房兩檐柱上也掛有一聯，上聯是“對酒當歌橫槊地”，下聯是“拈花一笑大羅天”，筆風嫻熟，頗有大家風范。該聯由傅斯年祖父傅淦題寫。傅淦，清代書法家。字笠泉。少有才名，博通經史，工詩書畫，尤長于書法，且精醫術，擅武藝。他淡泊名利，同治十二年（1873）得拔貢后，不求再進。喜遨游，尚義氣，好施予，雖家貧，亦必周濟他人。晚年以教孫為樂。傅斯年11歲讀畢《十三經》，系由他口授督學而成。他對傅斯年幼時的教育，為其以后的成才奠定了基礎。西廂房現為陳列館辦公室。
    傅斯年陳列館的第二進院落就是傅斯年先生陳列樓。樓下正門兩檐柱上也掛有一副楹聯，楹聯由蔡元培先生為傅斯年題寫，上聯是“山平水遠蒼茫外”，下聯是“地辟天開指顧中”，聯中充滿著蔡元培校長對傅斯年的殷切希望。正門對面，祠堂后山墻外還塑有傅斯年先生留學西歐時的全身銅質塑像，塑像通高2.56米，神態從容，一副學者形象。其身后為一排九棵松柏，將傅斯年掩映在綠色之中。
    進入傅斯年陳列樓，樓內陳列著傅斯年先生一生中留下的近千幅圖片和生前生活用品及大量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書籍、史料、筆記、信札、證件、文物等。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我國近現代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先后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院總干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校長、臺灣大學校長等職。
    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叱咤風云，創辦新潮社，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參加了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旗手。此后，他懷著科學救國的愿望，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等各門學科。
     回國后，他一直在學術和教育機構擔任要職，由于知識淵博，學貫中西，他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學校教育等領域均成果非凡。作為歷史學家，他曾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撰寫了大量有創見性的學術論文，為搶救和保護祖國傳統文化遺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教育家，他對當時中國的教育宗旨、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等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改革，使北大、臺大等高等學府的各項工作突飛猛進，成績顯著。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憂國憂民，積極參政議政，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社會洪流之中。他胸懷坦蕩，為人正直，嫉惡如仇，不畏權勢，寫出了大量擲地有聲的政論文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敗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強烈反響。抗戰勝利前夕，他以國民參政會成員身份訪問延安，為國共和談進行斡旋，更是他社會活動中的一件大事。
     傅斯年先生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影響的人物，是出生于聊城的一位名人，是聊城人的驕傲，我們謹以此展再現傅斯年先生大氣磅礴的學人風采和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作為對這位為桑梓增光添色著名人士的紀念。
    展覽共分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顯赫家族，窘迫童年”。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出生在山東省聊城縣北關傅氏祖宅內。傅家是魯西名門望族。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漸(1609---1665)順治三年中進士，系清代開國狀元，歷任國史院大學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等職。傅以漸學識淵博，精于考據，對經學、史學、天文、地理、禮樂、法律無不涉獵，道德文章實為一時之冠。
    傅以漸之后，傅家舉人、進士輩出，歷代官宦不絕，僅七品以上者就達百人之多，書香門第一直維持到清朝末年，及至傅斯年出生時，已家道中衰。傅斯年9歲時其父病歿于任所，弟弟斯嚴當時只有7個月。他的童年是在窮困窘迫和親朋友人的周濟攜助中度過的。
    1901年先入聊城孫達宸的私塾，1905年入東昌府立小學堂，這張圖片就是當年傅斯年求學的東昌府立小學堂。1908年隨其父親的學生、清末進士侯雪舫至天津讀書，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這張圖片則是當年傅斯年求學的天津府立中學堂。他天資聰穎，勤奮努力，青少年時代的窮苦生活，使他更能深刻地了解社會，體察世事人情。傅斯年曾引用孔子的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也正是其坦蕩正直性格形成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這是傅氏家族祖塋牌坊。牌坊上鐫刻有“浩浩蔭功，千年篤佑狀元后；煌煌誥命，三代同稱宰相家”的楹聯。正中檐下刻“皇恩寵賜”和“一品三世”等字
    第二部分“棄舊圖新，初露鋒芒”。傅斯年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部，191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文本科國文門。北大求學期間，是傅斯年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在新文化運動思潮的影響下，他開始系統地接受西方思想，批判傳統舊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
    在北大期間，傅斯年就已開始嶄露頭角，受到校長蔡元培先生、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先生和他的老師胡適先生的高度評價和贊賞。蔡元培，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1916年底任北大校長，實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針，對北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為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五四”運動策源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創造了條件。后來蔡元培從北大每年四萬元的經費中提出二千元給傅斯年辦《新潮》。李大釗也專門從圖書館騰出一間房子，讓傅斯年等人創辦《新潮》雜志。此外，傅斯年還和時任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相識并建立了長期的聯系。
    傅斯年于1918年夏天集羅家倫、俞平伯等二十人成立新潮社，并于1919年1月1日出版《新潮》。傅斯年一方面積極為《新青年》撰稿，一方面籌辦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在《新潮》上發表文章43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史學、文學、哲學、倫理等諸多方面。倡導民主，反對專制，倡導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這本書就是傅斯年集羅家倫、俞平伯等二十人于1919年1月1日出版《新潮》。下面這張圖片就是傅斯年發于1919年重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上的《新潮發刊旨趣書》。
    1919年“五四”前夕，傅斯年作為北大學生領袖，被推舉為學生游行總指揮。“五四”當天，他參與并組織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他手舉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
    第三部分“留學英德，學海泛舟”。1919年傅斯年從北大畢業，考取山東官費留學第二名，在西方民主科學思想影響下，他懷著科學救國的愿望踏上赴英留學的旅途。在英國倫敦大學3年，他潛心攻讀了心理學、物理、化學、數學，同時廣泛涉獵哲學、歷史、政治、文學。
     1923年，他受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以及陳寅恪、俞大維等同學的影響，又從英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文學院進行了近4年的學習，1926年秋回到祖國。在英德留學期間，他接觸到了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科理論與方法，加之其有深厚的文史知識基礎，使他成為學貫中西的“通才”，為其以后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是傅斯年1919年冬天，前往英國求學途中所寫的散記。內中詳細闡述了他求學西歐的目的和愿望。下面這些都是傅斯年先生在英、德留學期間的書籍、筆記本和生活用品。
     第四部分“書生報國，赤子之心”。傅斯年先生是一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與胡適等捐資出版了《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揭露日本侵華事實，宣傳抗日主張。他撰寫了大量文章，主要包括《東北史綱》、《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中日親善??！！》、《北局威言》、《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等，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特別是《東北史綱》一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當時各國駐中國大使館中進行傳閱，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這本書中，他多次強調東北三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充分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
    “九一八事變”后，傅斯年與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籌辦之初，他和胡適等十一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捐款，幾個月就籌集資金一千二百零五元。依靠這種方式，《獨立評論》共出版一百四十期，發表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涉及對日方針，訓政還是憲政，民主還是獨裁，民族自省，如何統一等外交、內政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圖為《獨立評論》創刊號以及傅斯年代胡適向北平政府申請注冊登記的便條。
    1938年秋到1939年春，正值抗日戰爭最艱苦階段。傅斯年以歷史為依據寫成《中國民族革命史》一書，論述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及抵御外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勵民心士氣，增強國人的團結和民族自信心。這里存有該書部分手稿。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即，日本敗降后中國如何建國的問題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是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成為當時時政焦點之一。1945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推舉傅斯年等6人為訪問延安代表團代表，由重慶飛抵延安，受到中共及延安人民的熱烈歡迎。圖為傅斯年等人飛抵延安機場后與毛澤東等人的合影(右起毛澤東、黃炎培、褚輔成、章伯鈞、冷鷸、傅斯年、左瞬生、朱德、周恩來、王若飛)。
    傅斯年訪問延安期間，毛澤東親自在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大會堂宴請傅斯年等人。傅斯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與時任北大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是舊識，所以毛澤東特意安排與傅斯年單獨暢談了一夜。毛澤東的氣度、學識給傅斯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圖為毛澤東發給傅斯年赴宴的請柬。
    延安斡旋結束，傅斯年向毛澤東求書，毛澤東特意書寫了晚唐詩人章碣的一首七言絕句《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詩的大意是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鉗制思想，獨裁專政，以為將天下讀書識字的人殺光，將天下的書籍焚燒，就可以永保江山，傳之萬代了，哪想到后來推翻秦王朝的卻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劉邦、項羽。詩中的“祖龍”即秦始皇，“劉項”即劉邦、項羽。毛澤東寫此詩寓意深遠，運用巧妙。后面的這座窯洞就是根據當年毛、周、傅暢談時的延安窯洞，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專門為此陳列設計的，窯洞內中間提筆寫字的是毛澤東，右邊抱手側觀的是周恩來，左邊垂手深思的就是傅斯年了。三人系硅膠制作，神態逼真，惟妙惟肖，給人以身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覺。
    第五部分“史語研究，開創先河”。為開辟中國現代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陣地，集合更多致力于語言、歷史研究的學者，1928年傅斯年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后，他擔任研究所所長22年，直到去世。期間，他不但在史學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而且充分表現了超人的組織領導才能，協調各種關系，招攬優秀人才，籌措活動經費，指導編撰刊物，使史語所的工作走上正軌，培養了一批卓犖不凡的學界泰斗，開創了中國現代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先河。
    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史語所對安陽殷墟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從一九二八年始至一九三七年止，歷時十年，前后發掘十五次，共出土大量殷代銅器及四千八百六十二斤甲骨文片，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礎。為安陽殷墟成為中國第33處世界文化遺產，準備了條件。下面就是河南安陽殷墟發掘成果《殷墟發掘報告》。其所指導參與的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故宮內珍貴的明清檔案得以保存和整理，更是澤惠后世之舉。由于時局多變，傅斯年為保護珍貴文化遺產，曾多次帶領史語所同仁輾轉于大江南北。由中央電視臺制作的電視記錄片《國寶》，就是根據這一情節拍攝的。
    傅斯年一生最大的貢獻即是他在史學界的成就。他在從事史語所的管理和研究期間，寫就了大批卓有成效和影響的文章，其中《姜原》、《大東小東說》、《夷夏東西說》、《東北史綱》等可為其二百余篇作品中代表之作，并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領袖地位。下面這兩張照片，是傅先生和其第個二夫人俞大采女士在書房的合影。俞大采系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維是傅斯年留德時的同學，對傅先生的學識極為佩服，于是將自己的妹妹介紹給了傅斯年。俞大維（1892—1995），哈佛文理研究院哲學系，博士。數理邏輯學家，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國防部部長，與蔣經國系兒女親家。
    第六部分“抨擊時弊，坦蕩剛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一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38年7月一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咨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先后被聘為參議員和參政員。參政期間，他豪爽直率，鋒芒畢露，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腐敗官員，贏得“傅大炮”的美名。特別是他不顧蔣介石的關照，持續炮轟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將這兩位行政院長趕下臺，創下民國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例。
    1938年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傅斯年不滿其貪污腐化，于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上向孔祥熙集團及中央銀行國庫局舞弊案質詢。這是1945年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致傅斯年的函，為嚴辦中央銀行國庫局案，要求傅先生提供秘密資料。
    1946年3月，蔣介石欲任命傅斯年為國府委員，傅先生堅辭，表示自己是一愚憨書生。“如在政府，于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以為一介之用。”圖為致蔣介石信的底稿。
    1947年，傅斯年發表于《世紀評論》上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兩文，力討宋子文的奢侈與腐化。
    傅斯年敬業精神很強，長期帶病堅持工作，高血壓等疾病幾乎奪去其生命。1947年6月，在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的極力勸諫下，傅斯年赴美治病。圖為傅斯年在美時的留影。右二為傅斯年，右三為趙元任。
    第七部分“致力教育，一代宗師”。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曾任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的主要領導人。他留學回國后，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1926年12月，傅斯年到中山大學任教，擔任文學長和國文、歷史兩系主任。1929年秋至1935年冬兼任北大教授。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1月至1950年2月任臺灣大學校長。
    針對當時教育腐敗落后的現狀，傅斯年從教育體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管理方法方面進行了認真探索。對于高等教育，他堅持兩個原則：一是維護學術自由，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并將其作為教育思想的核心。傅斯年有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堅持原則，注重制度建設并且知人善用，其任北京大學、臺灣大學校長時間雖短，但他創立制度，招納人才，引導兩所大學進入正軌，為此后兩所大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26年，傅斯年從德國回國后，就受廣州中山大學的邀請，到中山大學任教。1929年傅斯年將史語所遷往北平，該年秋天，兼任北大教授。圖為1930年北大發給傅斯年的聘書。下圖是傅斯年在廣州與其弟傅斯嚴及同在中山大學任教的何思源(右一)先生的合影。何思源(1896—1982)，山東菏澤人，曾同傅斯年參與組織“新潮社”，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1919年與傅斯年同時考取山東官費留學生，入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哲學。1922年赴柏林大學研究院，與傅斯年在校相處一年多，后任山東省主席，北平特別市市長。
    傅斯年作為社會活動家，一生交際甚廣，朋友甚多，涉及范圍甚大。從他數百封與友人之間的來往書信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卓越的社交才能和風采。下面的這些書信僅僅是傅斯年所存的數百封信件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蔣介石、蔡元培、胡適、陳誠、徐自摩、吳晗、朱自清、勞干、張元濟、陳布雷、蔣經國等人。
    第八部分“影響深遠，深切懷念”。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在答復參議員質詢時，因腦溢血猝發，逝世于省參議會會場。此系傅斯年生前的最后一張照片。傅斯年先生因病辭世，在國際社會及臺灣各界引起巨大震動，紛紛致電、致函、撰寫文章沉痛悼念，為他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下面這些圖片都是蔣介石、陳誠、于佑任、何應欽等要人公祭傅斯年先生的照片和題寫的悼詞，蔣介石題寫的悼詞是“國失師表”，同時，國民政府還專門為他頒發了褒獎令對其進行嘉獎。
    傅斯年先生雖然逝世，但是他留下了寶貴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思想，留下了一位中國傳統愛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性和精神，值得人們永遠懷念。隨著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增加，傅斯年學術思想研究也日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一大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特別是最近幾年，在臺灣和聊城陸續舉辦了多次傅斯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臺灣大學、版權所有聊城聊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轉載必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故宮博物院、聊城大學、聊城傅斯年陳列館等已逐漸成為傅斯年研究的重要基地，成為海內外學人和游客緬懷傅斯年先生不平凡一生的教育基地。
    傅斯年先生作為中國近現代學貫中西的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其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中國新文化建設、歷史研究新領域的開拓、教育思想．的改革等方面可謂獨樹一幟，“他的一生曾給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界撒下無數具有生命力的種子，其中有些種子已經發芽并成長。”
    傅斯年先生一生厚德博學，被譽為“通才”。胡適先生曾這樣評價他：“孟真是人間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的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為加強對傅斯年學術思想的研究，促進兩岸學術交流和祖國統一，中共山東省委、省政府、中共聊城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視傅斯年陳列館的建設，對館舍進行了擴建，重新搜集資料，制作展覽，使人們可以更加全面、感性地了解傅斯年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傅斯年陳列館的仁義胡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條文化胡同，在聊城和周邊地區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相傳，清朝康熙年間，傅以漸正在朝廷做官，家里人卻因修建祠堂和鄰家產生了宅基糾紛，遂找到縣衙要求地方官給予處理。地方官聞聽此事，前思后想很久，若判傅家有理，會給當地百姓造成一種仗勢欺人的感覺；如判鄰家有理，又怕得罪傅以漸，故很久對此事沒有做出判決。傅家人急了，便修書一封送到京城，希望傅以漸利用自己的威望，給地方官施加點壓力，以便盡快解決此事。傅以漸看到來信，馬上回信一封：“千里來書為堵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看罷來信，倍覺慚愧，主動將祠堂墻基退后了三尺。鄰居家看了傅家的舉動后也倍覺后悔，也主動將墻基退后了三尺，于是形成了這個六尺胡同。康熙帝南巡時駐蹕聊城，聞聽老師如此義舉，提筆為此胡同寫了幾個大字：“仁義胡同”，現在仁義牌坊上的題字即是康熙御筆。
    在傅斯年陳列館的院里，還立有《留別李莊碑》、《八項命令碑》、《東昌府東關敕封土地神祠記碑》等歷史碑刻，也是陳列館內一道亮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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